|胡晓鹏|2009-07-14

当前，上海服务业正面临全球金融危机的严峻考验。如何推动其良性发展，成为理论与实务界亟待解决的问题。上海除了继续坚持扩大内需的增长策略，还需着力改善服务业的供给结构与水平。为此，必须在服务产品创意化、服务流程标准化、服务产业高科技化和服务过程高质化方面下足功夫。

一直以来，我们强调服务业在经济中的比重，但如今，更应关注其“质”的提升，正视可能加重的“成本病”。

从“质”的角度审视服务业发展，需深入理解其增长性质和原因。

近年来，西方对服务业增长规律的研究观点值得关注。服务业比重提升的原因有三种性质：一是“需求拉动型”，经济增长推动服务需求增加；二是“产业分工型”，市场交易效率提升，专业化服务部门形成，带来“名义产出”增加；三是“成本转化型”，服务业生产效率提升慢于制造业，导致服务产品名义价格过快增长，引发“成本病”。

对于上海而言，哪个因素发挥主导作用？我们可通过三个指标来衡量：人均可支配收入变动、服务业人均劳动报酬增加、生产性服务业作为工业中间投入的变动。1997-2002年数据显示，上海服务业增长主要得益于“需求”因素，“产业分工”影响有限，“成本病”现象尚不显著。然而，2002-2007年数据表明，上海服务业“成本病”开始显现。

突破对“在地”服务业的过度关注，拓展思维。

2002年以来，上海经济环境发生显著变化，如信息技术普及推动服务外包，商务成本上升影响制造业优势。在此背景下，“产业分工”对服务业比重提升的作用增强，“成本病”症状也日益明显。

面对全球金融危机，上海服务业如何良性发展？除了扩大内需，还需改善服务供给，培育新增量消费服务。针对“成本病”，应大力推动服务创新，包括产品创意化、流程标准化、产业高科技化、过程高质化。同时，急需增加“跨地”服务业比重，突破传统思维束缚。

发达国家工业制造业衰落？这仅是表象。

探讨“产业分工型”服务业发展路径至关重要。上海近年来大力推动服务外包，有效提升服务业增速。但金融危机揭示，服务外包虽提高生产效率，却可能加剧市场风险。外部环境恶化时，专业化服务企业受冲击严重，而具备自我服务能力的工业企业则更具韧性。

从国际视角看，发达国家制造业在GDP中比重虽低，却通过生产力和品牌控制全球制造业，为其服务外包奠定坚实基础。因此，上海在推动服务业发展时，应基于自身工业制造业控制能力，合理界定服务业与制造业边界，科学平衡自我服务与服务外包关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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